「隐恶扬善亅,本是做人处世一种美德。
有时看文言文的命理书本,却因为作者太过敦厚,把论命案例报喜不报忧。
就以性格而论,很多书本,只述其人优点,缺点欠奉评论。 这样令只令后学有害无益吧了。
今次以晚清名臣曾国藩为例,他虽是名扬千古人物,可惜一个错误的性格,成了满手鲜血,背负二三十万条人命债的侩子手,杀、烧、抢、奸,众多坏事,虽非他做却难辞其咎。 江苏一带老百姓,对他评价甚是差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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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命造之资料,见于前辈命学家韦千里之「呱呱集」,及徐乐吾之「滴天髓补注」内。
后世对于曾国藩一生,给予极高评价,誉为「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」、集「政治家」、「战略家」、「文学家」、「书法家」于一身。

曾国藩原本布衣出身,全靠读书考功名步入仕途,官运辉煌时候,十年之内七迁连升十级,亦是清朝管治历史上,自从1681年康熙平定「旧金山之乱」,相隔一百八十三年后,于同治三年1864年,第一个被封为「一等侯爵」的汉人大员。 他的一生有正面评价,亦有极之负面的骂名。 原来一切也是命之所以然!
曾国藩命造:

结构略述:
丙火生于亥月,乃七杀正格,干上丙日见辛金化水成吉局。 地支一未合两亥,两个半木之局成吉助之力。
七杀乃主勇武,做事一往无前,只论结果不论过程。 若七杀无制、或是七杀会凶神,则是十分可怕,令到命主闯下大祸。
现在月时亥亥自刑,已经显示杀心甚重。 干上两己土伤官,诀云:伤官见官为祸百端。 现在「伤官七杀」乃绝对更差劣之组合,于命理而言,轻者则犯:嫖、赌、饮、荡、吹; 重者则会五戒尽犯,甚至犯下五逆无间的生死重罪,情况实在令人担心!
曾国藩生于1811年即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,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。 祖父曾玉屏少读书,父亲曾麟书乃生员一名(即是秀才)以塾师为业。 曾国藩 5 岁启蒙,次年入家塾「利见斋」。
运程大概:
戊戌大运 ( 1817-1826,6-15岁 ) :
道光六年春(1826丙戌年),應長沙府童子試,名列第七名。
戊戌大運,食神主事基本是一個安穩運程,只是大運之戌沖日支辰,又刑年未,夾剋學堂宮,必有阻滯在其中。幸好干透吉神運程尚可,流年丙戌,干上丙火回合本命太歲,故此童子試見吉。
補充:曾國藩童年的履歷本來非常可觀:6歲入塾讀書。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,14歲能讀《周禮》《史記》文選。待到參加考試時,本來天賦極佳居然連續考了六次都沒考上,更慘的是他第六次參加科舉考試時,被當時湖南省的考官批評他「文理太淺」,以捐生註冊。捐生是指成績勉強尚可,但當秀才還不可以。以上就是大運之戌刑傷本命未辰的基本參考。
丁酉大運 ( 1827-1836,16-25歲 ) :
以七殺格局而言,劫比並非幫身之物,反是劫奪財官之物,丁火在大運天干有阻無益。猶幸酉金合日辰,亦會照丙辛化合之有情,故此大運亦算有得有失。
道光十年(1830庚寅年),前往衡陽唐氏宗祠讀書,翌年後轉入湘鄉漣濱書院。
道光十三年(1833癸巳年)秋,應湘鄉縣試,考取秀才。
是年癸水沖去丁火,流年巳火一走通日干丙,會照丙辛;二來合大運之酉,所以流年有吉象。是年已經二十二歲,算是遲來的春天矣,不過遲來總比沒有的好!
道光十四年(1834甲午年),曾國藩進入長沙著名的嶽麓書院,同年參加湖南鄉試,中第三十六名舉人。
流年甲木,會合命中兩己土,故此大吉大利。
道光十五年(1835乙未年),曾國藩會試未中,寓居京師長沙會館讀書。
流年之未剛好呼應本命之未辰相刑,學堂宮左右受傷,是年無有得益。
道光十六年(1836丙申年)恩科會試再次落第。
流年之申六害兩柱亥水,今次學堂宮直接受傷,是年再次無有得益。
丙申大運 ( 1837-1846,26-35歲 ) :
大運地支申金才星,引起刑傷,此事造成命必有阻礙。但是天干丙火呼應原局丙辛化合,主應喜事重重。這個丙辛吉象,對往後前程絕對是影響深遠。
道光十八年(1838戊戌年),曾國藩再次參加會試,終於中試,殿試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,賜同進士出身。朝考列一等第三名,道光帝親拔為第二,選為翰林院庶吉士。
大運本有吉象,流年地支雖有刑傷,但未曾干擾申亥互害。又因戊土用神透出,故是年平步青雲。
道光二十年(1840庚子年)散館考試,名列二等十九名,授翰林院檢討。
流年合大運必定吉利,申金本忌但透出天干反凶為吉,是年再見吉象。
補充:中了進士做了官。有次他父親曾麟書去京中小住,回家後卻寫信痛斥曾國藩,告誡他以後務必節慾,節勞,節飲食。估計這段時間,曾國藩的傷官心性還沒收斂。
自31歲後(1842壬寅年),曾國藩開始每天寫日記,以聖人的標準要求自己,這時便是他命中「丙辛相合」發揮作用的時候,也是他日後命運出現重大改變的轉捩點。
道光二十三年(1843癸卯年)升侍講。同年,出任四川鄉試正考官。年底,充文淵閣校理。
癸水正官本是大忌,不過一來「命中無字不可用」。二來流年卯木合年月時三柱,吉運之年也。
補充:命中無字不可用,命盤中以及大運之中俱無此字,方是也。
道光二十五年(1845乙巳年),升侍講學士。
乙木印星小吉,但流年合大運必定吉利,吉上加吉也。
乙未大運 ( 1847-1856,36-45歲 ) :
大運天干之乙木印星小吉,地支未土呼應原局兩組未亥半合,已是相當吉利形勢。唯是未土再次刑傷原本未辰相刑,錯誤阻滯在所難免。又未土己土乃忌神同源一氣,若不傷運傷財傷身體,亦易傷及六親,美中不足矣。
道光二十七年(1847丁未年),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。
流年未土合原局两亥,吉象临门。
道光二十九年(1849己酉年)授礼部右侍郎。 不久署兵部右侍郎。
道光三十年(1850庚戍年),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,太平天国运动爆发。 曾国藩上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》,皇帝将奏折怒掷于地。
流年天干虽吉神出现亦于事无补,辰戌未四字大会合,因为日柱有关,故不小心得罪天子。
咸丰二年 (1852壬子年),生母江氏去世,丁忧回籍。 同年底(1853年1月),曾国藩接旨帮办湖南团练。 经郭嵩焘力劝,离家前往长沙,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。
流年壬子大运乙未,地支流年刑大运,兼亦引动月令亥水(父母宫) 被刑忌夹克,有丁母之忧。 但流年天干壬水,乃七杀本格吐气扬眉之时,所以被临危授命,开始执掌兵权。
咸丰三年(1853癸丑年)八月,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,「凡枪炮刀锚之模式,帆樯桨桥之位置,无不躬自演试,殚竭思力」,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,筹建水师。
流年大运丑未逢冲,东奔西跑,辛劳准备,藏器待时。
咸丰四年(1854甲寅年),发布《讨粤匪檄》,率师出征,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祯部击败,投水自尽,被部下所救。 休整后,重整旗鼓,当年攻占岳州、武昌。 咸丰帝大喜过望,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。 然而,大学士祁隽藻进言,称「曾国藩以侍郎在籍,犹匹夫耳,匹夫居闾里,一呼,蹶起从之者万余人,恐非国家福也。」咸丰帝收回成命,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。
流年虽吉用神出现,未与大运相合,仅以甲木合本命两己土寅木合两亥,因而初尝胜利。 始终大运未土,仍然一直牵动原局天干两大忌神己土伤官,亦关系原局刑忌夹克月柱官禄,故亦初逢战败,及未能正式升迁!
咸丰六年(1856丙辰年)被太平军围困于南昌。 9月2日,适逢洪秀全与杨秀清发生内讧,史称天京事变,南昌因而自动解围。
流年与大运地支相刑,兼犯扰原本命局,故有坐困愁城之叹。 流年丙火吉星高照,所以去到秋季丙申丁酉之月份,安然脱困。
甲午大运 ( 1857-1866,46-55岁 ) :
丁火,阳刃也,七杀命格碰上则不能驾驭之,能劫夺命主一切之福气; 阳刃亦主有阳奉阴违之行为。 甲木偏印吉神也,最利合去己土伤官,以及合住年支未土,三柱同旺化凶为吉。 至于是否如此顺利,还看好戏在后头。
咸丰七年(1857丁巳年),父亲曾麟书去世,丁忧回籍。
大运之忌神午火阳刃本合未土已减凶性,流年午火露头出天,凶性再无物可制化。 流年巳火冲连月时亥水,父母宫有损之故。
咸丰八年(1858戊午年)5月,湘军攻占九江,气势颇盛。
戊土食神吉通根于日柱辰支,双午合未制化有功。 日柱判断策划正确,能显功绩。
咸丰十年(1860庚申年),湘军围困安庆,次年(辛酉) 9月破城。 又咸丰十年皇帝下旨,命曾国藩派人去外国购买机器、洋枪洋炮,以便学习。
庚申虽吉神,申可合日柱辰,惜流年干上庚金克大运之甲,只有围城未竟全功。 待至翌年辛酉,干上重见丙辛合,地支辰酉合,终于成功。
同治元年 ( 1862壬戌年 ) 攻破芜湖。
命主七杀格局透干,壬水吐气扬眉。 戌合大运午火,又见吉利流年也。
同治二年 ( 1863癸亥年 )11月25日,其弟曾国荃统领湘军进扎城天京东孝陵卫。 同年,曾国藩与容闳商议创办机器厂事宜,委派出国购买机器。 创办学堂,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等洋务运动。
癸亥流年,乃命主格局之太阳归位,领军打仗一路平顺,余事亦然。
同治三年(1864甲子年)7月19日,湘军攻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。 同年曾国藩就地处死太平军降将李秀成。 赵烈文记述李秀成在临死前说「中堂厚德,铭刻不忘,今世已误,来生图报」。 据说曾先要求李写太平军失败原因,李写出万字书,曾再给李一小瓶毒药,请李自裁,也因此曾抗拒交押李至北京受极刑,得罪到满清特别是西太后,虽立大功但引至日后官途并不顺遂。 朝廷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、一等侯爵。 8月,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。
大运甲午流年甲子,双甲合双己,运程妙不可言。 一者顺利攻破南京城,二者加官晋爵。 但是流年子水冲大运午火,一:引起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」的毛病发作,更何况命主本身已具「伤官七杀」的组合,稍为不受朝廷旨意,乃是顺心而为,此事亦引至日后官禄运程未能更上层楼。 (至于二,下文自有分晓)
同治四年(1865乙丑年)五月,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,清朝廷令曾国藩剿捻军。 但捻军突破湘军、淮军的包围,进入湖北。 又突破开封、朱仙镇间的贾鲁河防线,东走山东。 曾国藩因此被撤钦差大臣,李鸿章继任。
乙丑流年六害甲午大运,又丑刑冲原局未辰,被朝廷撤去钦差大臣,已是非常轻微之小挫折。
癸巳大运 ( 1867-1876,56-65岁 ) :
癸水与原局造成官杀混杂,巳火又冲原局两亥,这个大运不太妙矣。
同治七年(1868戊辰年),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。
流年干戊与大运干癸互合,调任京畿之直隶总督,乃小吉一桩。
同治九年(1870庚午年),发生「天津教案」,朝廷命曾国藩处理。 曾国藩十分惊恐,甚至出发前立下遗嘱,他深知大清远非西方列强对手,因此主张对外让步。 发布《谕天津士民》的告示,对天津绅民多方指责,诫其勿再起事端,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,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。 处理「天津教案」,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,全国舆论大哗,「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,坚不肯信」,朝廷官吏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,「诟詈之声大作,卖国贼之名号竟加于曾国藩。 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」,甚至直接称其为「曾国贼」。
同年(1870年),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后,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,前往南京审理该案。
流年庚午干上庚金虽吉,可惜未能用之,午不直接合于大运,与大运及本命未年,仅是凑成巳午未方局。 用另一个角度而言,即是大运癸巳之凶性,仍然暗地制住运程。 所以处理「天津教案」一事,吃力而不讨好,更惹上卖国贼名号。 此事告一段落之后,平调往两江,乃是巳午未方局之助力,离开了随时可以阴沟翻船的京师地,算是小吉。
同治十一年(1872壬申年)正月,脚部抽筋并且有失语异状,自觉「大限将至」,二月初四(3月12日)在金陵总督辕门病逝,曾文正公全书记录曾逝于戌时。 享寿61岁。 朝廷追赠太傅,谥号文正。
是日日课为:壬申年,癸卯月,戊午日,壬戌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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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已述「伤官七杀」乃绝对更差劣之组合,于命理而言,轻者则犯:嫖、赌、饮、荡、吹; 重者则会五戒尽犯,甚至犯下五逆无间的生死重罪。
于同治三年(甲子年 )适值其大运甲午,子午相冲必有事。 子又六害于本命未年; 流年子水又与本命七杀格局,构成官杀混杂。 三大凶性条件互相参和,结果是:
根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,创所所长郭廷以所著《近代中国史纲》引赵烈文《能静居日记》记载曾国藩弟曾国荃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:
「湘军『贪掠夺,颇乱伍。 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',......'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。 其幼孩未满二、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,匍匐道上。 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(均被虏),老者负伤或十余刀,数十刀,哀号之声达于四方。』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,总计死者约二、三十万人。」
又湘军进入南京城后,大肆焚掠,「...... 分段搜杀,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,秦淮长河,尸首如麻,...... 三日夜火光不息。」南京文士李圭道:「至官军一面,则溃败后之虏掠,或战胜后之焚杀,尤耳不忍闻,目不忍睹,其惨毒实较『贼』又有过之无不及,余不欲言,余亦不敢言也。」
原本太平天国强盛时,南京最多有100万人,可屠城之后10多年,死走逃亡,到光绪帝登基时,南京只剩不到50万人。
事后曾国藩巧言上书曰:「伪宫贼馆,一炬成灰,并无所谓赋库者,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,实出微臣意计之外,亦为从来罕见之事」。
以上是为湘军版的「南京大屠杀」,身为湘军主帅,对于湘军的「杀、抢、烧、奸」所犯下种种滔天罪行,曾国藩实在责无旁贷,于事实上亦不可推卸。 虽然此事并无令到主子满清皇朝有什么不满,更加没有降罪在身。
不过这次的「杀、抢、烧、奸」罪行所涉人数极为庞大,光是被滥杀者达二、三十万人之巨。 造下这样严重的杀生恶业,其中一个因果效应,就是在47年以后的1911年,害到他的主子满清皇朝气数告终,以亡国收场的后遗症!
补充:南京古称江宁府,又名金陵城,历史上曾经作为六朝古都,分别是:吴、东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。 可惜每朝国祚并不长久,均未逾六十年。 自1853癸丑年,太平天国攻入此地,南京城已经遭受到第一次大屠杀。 1864甲子年湘军陷南京,又遭第二次大屠杀。 1937丁丑年,日军攻入,复遭第三次屠城,历史学者估计此次灾难死亡达三十万人以上。
南京的近代历史,算是颇为不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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